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Kwok-Yung Yuen）作题为“Pandemic Research Preparedness: Hong Kong Perspective”的keynote报告。他指出，持续的动物病毒监测是未来大流行防控的重要基础。其团队在2003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动物监测共发现30余种新的冠状病毒，其中部分病毒或其近缘病毒在数年后成功跨种传播至人类。2005年发现的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后来被证实为2003年SARS和2019年COVID-19的祖先病毒；蝙蝠冠状病毒HKU4与HKU5病毒与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毒密切相关；猪源Delta冠状病毒在2012年被发现后，2021年首次在人类儿童中被报告感染。

袁国勇教授回顾了香港在应对新发传染病方面的历史经验，并指出人类对禽类消费的增加以及候鸟迁徙路径的变化，使得禽流感病毒持续存在跨种传播和反复暴发的风险。早期对病毒宿主来源的科学判断对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持续的动物监测与快速分子诊断能力是识别潜在疫情风险的核心基础。

由于多数动物冠状病毒难以在体外培养，其团队创新性地利用蝙蝠肠道和人肺组织干细胞建立类器官模型，用于病毒分离及跨种传播风险评估。他进一步指出，未来大流行准备应重点加强以下关键技术储备：建立覆盖动物与人群的综合监测体系；发展多重快速诊断技术与靶向基因组测序技术；推进广谱抗病毒药物研发；构建针对呼吸道病毒的通用黏膜疫苗平台。这些关键技术储备将成为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的重要基础。

袁国勇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新基石研究员曹彬教授在报告“Post Respiratory Infection Syndrome: Translating Evidence into Clinical Practice”中指出，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影响远不止急性期，其长期健康影响正在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一个重要但长期被忽视的临床问题。

曹彬教授团队基于对SARS、H1N1及COVID-19患者的临床随访与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急性呼吸道感染会造成长期健康损害。曹彬教授团队首次提出呼吸道感染后综合征（Post-Respiratory Infection Syndrome, PRIS）概念，PRIS是在流感、SARS、新冠病毒感染等呼吸道病毒感染后，部分个体持续新发或加重的多器官系统症状与功能损伤所构成的广义临床综合征。这一概念的提出，突破了单一病原体视角，将各类呼吸道感染后长期健康影响纳入统一的临床与研究框架。

呼吸道感染后综合征患者面临多重诊疗困境，曹彬教授指出，临床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诊疗路径碎片化、无客观的确诊指标、缺乏针对性干预方案。针对诊疗碎片化问题，曹彬教授团队建立呼吸道感染后综合征多学科门诊模式，制定了《长新冠多学科门诊工作手册》，构建标准化诊疗流程。与此同时，牵头完成十国十领域专家联合制定的《长新冠预防与治疗临床实践指南》（3月19日已在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在线发表），遵循GRADE分级标准，围绕预防、药物干预、非药物干预三大板块8个关键临床问题，形成10条核心推荐意见，指导临床实践。这些建议为呼吸道感染长期健康影响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曹彬教授

美国华盛顿大学Ziyad Al-Aly教授在题为“Long COVID: The Lasting Legacy of the COVID-19 Pandemic”的讲题中指出全球约有4亿人受到长新冠影响，每年造成约 1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长新冠可累及几乎所有器官系统，常见后遗症包括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和高脂血症）、肾脏疾病、神经精神障碍及胃肠道疾病等，提示其本质是一种多系统、长期性的感染相关慢性疾病。长新冠的健康影响可持续数年，即使在病毒变异和疫苗广泛应用后，其风险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报告还重点讨论了疫苗对长新冠风险的影响、抗病毒药物的保护作用、再感染对长期结局的影响。

长新冠对个体、卫生系统及社会经济均产生深远影响。他提出，未来应重点推进长期随访研究、疾病负担监测体系建设、预防策略优化（如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以及针对感染后慢性疾病的综合防控体系建设，从而提升对下一次大流行及其长期健康影响的应对能力。

Ziyad Al-Aly教授

德国亥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的李扬教授在报告“From Big Data to AI: Insights into Immune Aging and Responses to Infection and Vaccination”中介绍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免疫学研究中的创新应用。她指出，个体对病原体感染和疫苗的免疫反应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基于人群平均水平的研究模式已难以满足精准医学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大数据驱动的方法，将免疫学研究从“群体平均”转向“个体化感染医学”。通过整合多组学数据，其团队系统解析了免疫反应个体差异的分子基础。

在免疫衰老研究方面，其团队构建了细胞类型特异性的免疫衰老时钟，发现单核细胞等先天免疫细胞在免疫衰老过程中表现出最显著的年龄相关变化，并揭示了潜伏性感染对免疫衰老的重要影响。研究还识别出能够预测老年人疫苗反应的关键分子标志物。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免疫系统的个体差异源于复杂的遗传、代谢及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并能够通过多组学数据进行系统量化和预测。这不仅为精准疫苗策略、老龄化健康管理以及个体化免疫干预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也为未来新发传染病防控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特别是在识别高风险人群、优化疫苗接种策略以及开发针对免疫衰老的干预措施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前景。

李扬教授

英国莱斯特大学Rachael Evans教授在报告中强调，相同的长新冠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不同的表型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生物学机制。她指出，长新冠并非单一疾病，而是一组具有不同病理机制的疾病亚型，未来研究应重点聚焦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精准诊断以及机制导向治疗。

她介绍，基于大型多中心随访研究PHOSP（Post-hospitalisation COVID-19 Study）及其延伸的PHOSP-Umbrella 研究框架，以及在此框架下正在开展的一系列精准医学导向的临床试验，包括PHOSP-R：针对运动能力恢复的康复干预研究；PHOSP-I：针对免疫与炎症通路的靶向治疗研究。同时，基于蛋白组学的研究表明炎症反应在长新冠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些研究正在推动建立以可测量生物标志物为基础的精准医学策略，即通过明确患者的生物学内型，实现针对性治疗。

Rachael Evans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唐毅教授在报告“Long COVID Brain Fog: COVID-19 Infection and Brain Health”中，系统阐述了长新冠脑雾的临床特征与神经生物学机制。相当比例长新冠患者出现持续性神经系统受累，尽管这一症状高度常见，但长期以来缺乏统一定义、标准化测量工具以及明确的生物学机制。

研究团队构建并验证了脑雾评估量表（Brain Fog Assessment, BFA），在机制研究方面，团队开展了多模态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重度脑雾患者存在显著的类淋巴系统功能障碍，且脑淋巴功能受损与脑雾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并可预测12个月内症状恢复延迟。此外，海马与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之间连接功能受损在类淋巴功能障碍与语言记忆下降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提示脑网络水平改变可能是认知功能损害的重要神经基础。

研究团队进一步证实海马及右侧岛叶等关键脑区存在结构与功能异常，并发现针对性神经调控干预可因果性改善感知功能障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长新冠脑雾应被视为一种由脑淋巴系统功能障碍及脑网络改变驱动的多维神经认知综合征，并为未来开展预后评估和靶向干预提供了新的生物学靶点。

唐毅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于君教授（Jun Yu）的报告“Microbiome and Derived Metabolites in Cancer Immunity and Immunotherapy”围绕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在肿瘤免疫和免疫治疗中的作用展开，指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虽显著改变了肿瘤治疗格局，但在大多数胃肠道肿瘤中疗效仍然有限。近年来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是影响免疫治疗反应的重要因素，可通过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显著影响抗PD-1治疗效果。

在结直肠癌研究中，团队发现特定菌群对免疫治疗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例如，Parvimonas anaerobius可促进免疫抑制细胞浸润并削弱抗PD-1治疗反应，而一些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则可增强免疫治疗效果，如Roseburia intestinalis和Lactobacillus gallinarum可通过激活细胞毒性CD8⁺ T细胞、抑制调节性T细胞分化，从而提高免疫治疗疗效。最新研究还发现，Clostridium butyricum可通过抑制炎症信号通路并降低IL-6水平，进一步增强抗PD-1治疗反应。

此外，在胃癌研究中，Streptococcus anginosus被证实可通过重塑免疫微环境促进肿瘤发生发展，而靶向相关细菌或其关键分子可逆转免疫抑制状态。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为开发基于微生物的免疫治疗增效策略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提示细菌及其代谢产物有望成为未来提升肿瘤免疫治疗疗效的重要辅助干预手段。

于君教授

多位专家围绕病毒监测、免疫机制、长新冠诊疗、精准医学与临床转化等关键方向，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与会人员也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交流。未来，加强全球协同、完善呼吸道感染长期健康管理体系、推进精准诊疗与技术储备，将为提升呼吸道感染防控能力、应对未来大流行及其远期健康影响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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