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读完了Lancet上这篇探讨死亡的文章，我思考了很多。自古以来，不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死亡都是人们不愿谈论，又无法绕开的话题。哪怕是纵横四海，威震四方的帝王，在治国平天下之余，都要花大量人力物力，寻求长生不老之道，为自己提前修建奢华的陵墓，试图避免死亡，或者希望自己死后能带走这些荣华富贵。而对于普通人，最欣慰的，莫过于家人平安健康，孩子茁壮成长，老人健康长寿。但人终有一死，没有人能逃离死亡的宿命，我们必须面对亲朋好友的离去，默默消化这份悲伤，并在最后，自己直面死亡。

现代医学显著提升了人们的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了新生儿生存率，人们似乎有了对抗死亡的能力。为了活下去，面对终末期的癌症患者，或者是其他重症患者，哪怕是已经没有任何生活质量，也没有任何生存希望，患者家属往往宁可砸锅卖铁，支付超高的医疗费用，搭进后半生的幸福，也要拼命维持患者的生命。这种医疗行为，消耗大量医疗资源，但往往只是机械维持患者的生命，患者没有任何意识，没有任何生活质量，除了监护仪屏幕上显示的心跳、呼吸、血压，我们似乎看不出任何患者的生命迹象。最后无数投入，换来的，大多是人财两空。家属投入了大半生的积蓄，而患者却甚至不能体面地离开。

我曾经对这种终末期过度医疗感到不解，直到两件事情的发生，我慢慢理解了家属们的苦衷。在2019年，我按照学校安排，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急诊科，参与早期临床见习。我在医院门口，帮助科室里的医生，将一位奄奄一息的老年患者从救护车上拉到抢救室，协助医护人员进行胸外按压等各种抢救措施。但一切都已经是徒劳，患者心跳和呼吸早已停止，我们的抢救坚持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能见到效果。这位患者大约80岁，在旁人眼里，已经算高寿，而当主治医生将亲人去世的噩耗告诉他女儿时，我亲眼看到，这位阿姨眼中希望的光芒，在那一瞬，变成了绝望的泪光，泪水如雨点般的落下，她整个人如同垮掉了一般，蹲在地上，哭得几乎断气。那一幕，我终生难忘。而在2021年1月，我84岁的外婆，在熬过了武汉新冠疫情之后，被确诊了四期中央型肺癌。看着平日健康的外婆，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衰竭，胸口的剧烈疼痛，癌症的营养消耗，在短短4个月内耗尽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丝能量，她在夜间睡梦中，悄然离世。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至亲逝去的切肤之痛，在那4个月，我们全家也是想方设法，希望能用各种手段延续外婆的生命，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在亲人面临死亡之际，用尽一切手段去拯救他们，是人的本能，我们不能过多去责怪这种行为，因为没有人愿意接受自己爱的人离开人世。自己的亲人，不论活得多久，都不会嫌长。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要求，也没有资格要求患者家属以及医护人员，主动放弃对高龄终末期患者的过度医疗，这项工作更多应该由社会承担。我国大部分优质医疗资源都集中在救治还有生存机会的患者，或者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对于部分高龄终末期癌症患者，很多大型三甲教学医院，尤其是在床位紧张的科室，会选择奉劝他们回家，或者是去地方医院接受治疗。我认为，如果在每个省份，都有几家高质量的，拥有优质资源的临终关怀机构，接受这些高龄终末期患者，让他们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可以体面离开，这将是医疗行业巨大的进步。虽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专业的临终关怀机构的死亡，是不是比死在冰冷监护室内，身边甚至没有一个家人要，更加符合人道主义呢？

现代医学存在的意义，在于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在于逃避死亡。那么当死亡已经不可避免地时候，用医学手段去缓解病痛，在人生的最后一程给与患者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安慰，也是现代医学应该发挥的价值。临终关怀机构，目前在我国的发展还不尽人意，这涉及到经济、社会、伦理问题，在经济上，临终关怀机构创收能力有限，需要政府的大量资助；在传统社会伦理上，谈论死亡，是一种忌讳，送亲人去临终关怀机构，似乎是一种不孝，对亲人见死不救的大不敬，这些传统观念，都有待更多的辩论和社会发展去慢慢改变。

如果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与其说恐惧忌讳死亡，我们是不是能够体面地迎接死亡呢？

吕晨2022级

2022.2.14